它最核心的价值是，有力地证明了历史对人类政制和法律 的结构性制约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把法治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工农群众建立的地方革命政府，都曾运用法律的手段，为确立新的政治制度提供依据和保证，制定了体现、新民主主义精神的各种革命法规，其中也包括以工农革命组织为基础的基层政府的组织法。

《尚书·序》说：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周礼·春官·大祝》说：三曰诰。共和国设有元老院，也是一个权力中心，掌握军事、外交和财政大权。法制是法治的一部分，用来指具体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条文。恩格斯曾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一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2. 党不断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依法治国的进程，是由中国共产党开启的。3. 政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最得力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存在必然导致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政党的产生，因为只有政党，才能有效地组织起阶级使之形成为一个整体的行动;只有通过政党，也才能更好地代表和实现本阶级的利益。但吸纳意见，尤其是部门意见这一方面，需要加以强调。

关于法律起草问题，顾昂然提出基本的、重要的法要统一起草，部门参加，但不能由部门牵头，同时要把重要问题事先研究，请示中央决定。三人私下会谈时就制定民法典达成共识。但是，就中国的情形来看，立法机关这个政治机构同样卷入了官僚化的逻辑之中。这两点——即又红又专——也是法学家立法者群体的构成要件。

第二，职责和法律地位不同。1999年，第三次修宪，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写入宪法。

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立法工作政治优先的特点。这一迹象可以看作是职业立法官员兴起的标志。因此，从这四个年份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立法主要还是政治主导型的，每次立法的高峰期都是政治导向的改变而引起。从这个角度看，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并不符合这一定义。

而在另外一些问题，尽管也以技术面目呈现出来，却只是由于民主不足造成的。这一发展趋势不能通过普遍的理性化进程加以解释。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1988年是八二宪法的第一次修改，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写入宪法。一直到1987年共136项部门规章中，除一项关于国际信托的通知外，全部为海关总署制定或涉及海关。

统一审议原则的确立，似乎有法制统一性这一宪法原则的充分根据，但在官僚化的背景之下，它反而强化了立法过程的封闭性，即上文提到的作为支配性知识的立法技术的支配地位——因为立法过程从此往后都要经过这个机构的格式化。也就是说，这段时期的立法工作基本是权力主导型，直接贯彻中央意志，据彭真回忆，邓小平也曾一度直接过问立法情况。

得出结论如下： 经过分析可以看到，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方面，立法数量从长时段来说呈稳定增长趋势，每年平均20余项。除第八、九届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因年龄原因退休外，从第十届全国人大开始，法工委系统出身的官员开始登上法律委主任委员的职位。

李系外交学院外交业务系国际公法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毕业，拥有法学博士学位，1984年~2003年一直在国务院法制办工作，有着典型的法律官员履历。立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做法，根本不能作为对这一论题的反驳。但是这些规范上的差异并不能说明问题的本质。立法机构的内部变迁，还需要由人员构成这个更具体的现实方面来充实。1979年突击立法的七部法律中，四部是与重建文官系统相关的，即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这可以解释为1997年立法激增的原因。

三、立法的内在逻辑 立法机构在组成上的官僚化，与立法内容之间，是相互呼应的两面。换言之，1988年之前的立法任务，主要是由行政立法承担的。

专业化的支配性知识不但不易被稀释，反而可能更改稀释机制自身的逻辑。根据官方表态，到2010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包括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

顾昂然在座谈会上提出，一方面要加强各专门委员会对有关法律的审议，提出审议意见，一方面要加强法律委员会对法律案的统一审议，这是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避免各项法律相互矛盾，互不衔接。但是在1993、1997、2002、2004四个年份呈激增状态。

在韦伯的政治思想框架中，有一个政治的环节——不论是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领袖，还是作为政治家竞技场的民选议会——高居于官僚体制之上，以与官僚制不同的政治逻辑运作，驾驭并主宰这部现代机器。3月19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法制委员会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突击制定了七部法律。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机构之间，职业立法官员有相当大的流动性。从1984年开始，部门规章的公布呈激增状态。

另一方面，在韦伯看来，不可避免的是，即使在稀释机制发挥功能的情况下，支配性的知识也很可能与之进行对抗，甚至混入稀释机制本身而使其失效。在对法工委工作的说明上，顾昂然强调了它的任命而非选任的文官制度特点、专业性特点和工作机构性质。

为什么要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置一个专门的法律委员会呢？据原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回忆，一是因为人少，便于分门别类讨论问题。1993年，我国第二次修改宪法，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等内容写入宪法。

至少从我国的政治实践出发看，这种提名带有很强烈的任命含义。通过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比较，我们注意到，在1993/1994，1997，2002，2004四个时间点上，二者具有相同的激增特点，这并非出于巧合。

第六届全国人大期间，副主任委员中有两名职业法学家——张友渔和钱端升。立法领域的官僚化现象深深地镶嵌在这个经验模式当中。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法律法规体系，应该如何理解它的内在逻辑？ 1.政治主导型立法 为了能对这一阶段的立法有一个更具整体性，并且反映细节的观察，笔者摒弃了按长时段划分立法阶段的传统做法，以自然年份为单位制作了四张K线图，分别反映法律、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每年的产生情况。政治学界常常用政府主导型来解释我国的变迁模式。

钱端升192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等职，曾参与1954年宪法起草。同样可看作是这两个年份立法激增的原因。

法律委主任委员不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主任委员亦没有在任职届满后任副委员长。1982年宪法通过以后，根据第58条之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第三，组成人员不同，法律委的成员由同级人大代表组成，其中有相当的委员还是同级人大常委会的委员，而法工委的组成人员是按相应的行政级别由人大常委会任命产生的。据顾昂然回忆，这年11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各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座谈会，会上提出了要不要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和法工委角色定位等问题